　　邦畿之内除王都以外，有不少的城邑为王室的诸子和其他贵族的封地。这些封地和畿外的方国，性质虽然有所不同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，成为王室的臣属。商代可能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，侯、伯、子男等爵位，都见于卜辞。其中，侯国最多，其次为伯，所谓“诸侯”、“多伯”就成为众多邦国的统称，子、男之属，为畿内内的“多子族”。班爵制度，规定了贵族的等级，明确了方国的地位，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。

　　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，提供力役，奉命征伐，遵守一切礼仪制度，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。每一方国，都仿照王室建立地方性的政权机构，组织军队，设置监狱，征收贡赋，直接统治它所属的人民。众多方国，地位有高低，封域有大小，力量有强弱，差异很大。部分领地较小，势力较弱的小国，往往成为大国的附庸。而在某一地区内，又往往出现比较强大的“方伯”之国，如卜辞中的盂方伯、人方伯等。它们雄视一方，威服附近的很多小国，成为一方之长。它若顺从王室，就能辅助王室镇抚一方，加强王室的统治力量。如果王室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，所谓“诸侯畔离”，首先就是由它们开始的，成为地方性的对抗力量。如周在灭商之前号称“西伯”，就是殷西部的方伯之国，后来发展成为灭商的力量。

　　畿外还分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，他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与畿内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与商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在政治上对王室表示臣服，但比一般方国要松散一些。为了加强控制，商王朝也不断深入到这些地区，建立城邑，屯驻军队，作为开发边地的据点。

　　商王朝的统治地区，比夏代有了扩大。商的都城，由孟诸泽畔逐步西移到河内，东西横贯兖豫大平原。《吕氏春秋·审应览》谓：“汤尝约于殷、薄(亳)矣”，就是将亳、殷并举。它的邦畿东至泗上，西及伊洛，包括大平原的绝大部分。在些范围内，殷墟和洛阳偃师商城遗址、郑州商城遗址都经过重点发掘，证明是规模宏大的都邑。在其周围的今河南、河北和山东一带，也发现不少商代遗址，可能不少是当时畿内的城邑。

　　畿外的方国，往往与畿内的城邑错杂在一起，不过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。商代方国的名称，很多见于卜辞。如曹、杞、宋、雇、奄、薛、蜀(山东泰安附近)、齐、邳、■方(河南永城西境)、盂方(即邘)、邶方(河北涞易之间)、妟(燕)、周、光(河南潢川)等等，大都还见于后世。总之，在东至于海、西及陇山、南过淮水、北达燕山这一大片的中原地区内，不仅有了更多的方国和城邑，而且范围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，这就说明商王朝统治的基本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。近来，在湖北黄陂发现了盘龙城商代中期的城邑遗址，在江西清江也发现有商代中期遗址，在安徽、湖南等地发现了时代相当于商代的遗址、墓葬和遗物，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早已越过江汉地区，深入到今日的鄂赣与湘皖广大地区。在山西和陕西的许多地方，也都发现有商代遗址和遗物。商代的政治势力可能已经达到汉中地区，其影响还可能及于四川的某些地方。在东北、辽宁喀左县的大凌河畔多次发现殷周之际的遗物，说明商代的文化影响已经达到辽西地区。商朝畿外的广大地区，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，缓慢地向前发展。